锐评 《年会不能停》：跨时空的打工人荒诞狂想与现实困境2025年6月29日大厂黑话

　　“我的未来不是梦，从九八年到这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风雨过后盼一道彩虹……”《年会不能停》自2023年年底元旦档上映就风靡全国，并引发了广大打工人的共鸣——其以嬉笑怒骂的姿态讲述了标准件厂的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地因一纸调令到众和集团总部后，作为传统工人的他与新时代的大厂格格不入，却又荒诞而戏剧般地因为众人的误会和大厂制度的缺陷与腐败，连升三级，被体制所同化后，因标准件厂被自己批准裁员而觉醒，最终在年会上和同伴揭露了大厂的众多不合理之处和高管的贪腐行为，保住了标准建厂的故事。

　　这部电影勾连了1998年的下岗潮与2019年大厂失业潮，让一个生活仿佛被定格在1998年工厂的工人，“穿越”到2019年的大厂，戏谑地吐槽了新时代打工人们在现实职场中所遇到的众多潜规则和奇葩之处，也深入地探讨了宏观的企业发展与具体的个人生活的矛盾——即宏观的企业业务改革、调整与转型，其背后是无数具体的打工人失业的实质。最后，电影立足打工人的立场，在年会上唱响了那一首打工人之歌，以打工人为主体，反映其生活状况和努力生活的精神面貌，为打工人代言，成为打工人的互联网嘴替，这是其之所以能够打动年轻的打工人的核心原因。

　　但电影也有众多没有深入探讨和回答的论题：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调整与转型，和具体的打工人失业问题几乎必然发生矛盾；新时代打工人与旧时代工人相比，主体性与归属感的变化，以及基于这种转变，一起奋斗冲破难关的人情社会逻辑是否真的优于冰冷机械化的优胜劣汰的资本企业逻辑；剧情中，年会青天大老爷式结局之后，打工人们在企业生存环境如何，是否发生了改变。

　　以及最核心的，也是大众在看完电影后深感其结局与现实的割裂与疏离的问题——在跨时空的打工人荒诞狂想之后，面对难以改变的现实困境，对打工人而言，这部电影是否仅是一碗鸡汤？

　　在电影一开始，因为花了三十万买总部的职位，迎来的却是胡健林被错调消息的庄正直，给中间人老侯打电话打不通时，众和集团公司职级体系的金字塔第一次出现，并在其后剧情中的人物介绍和胡健林升迁时反复出现：从K16级别的董事长，一直到K5级别的操作员/文员、无职级的外包员工，和下属标准件厂无职级的众人，大厂声称员工平等，扁平化管理，却等级分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体系，正应了最后年会上歌词的那句话“自称扁平，等级像丛林”。

　　在这个金字塔等级体系下，中高层和底层一线员工有着不同的薪资、待遇与生存状态。从胡健林的数次职位变化带来的薪资上调中可以看出不同职级薪资的巨大差异，此外，公司还为以杰夫瑞、托马斯、皮特等人为代表的中高层，配备了夜总会、健身房、游泳池、足浴等根据职级分配的福利，极尽奢靡享乐，底层真正做实际性工作的员工却日日加班，压力山大。这一金字塔等级甚至也投射到了年会的位置分布中，高管坐在前排，中层坐在内场后排，普通员工坐在看台，外包和实习生没有资格参加年会，只能一边加班一边看直播。

　　电影深入这一职场的金字塔，以胡健林的视角为主线，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将不同的职场剪影缝在一起，构成职场生活的浮世绘，描绘着不同层级的职场生活，并基于底层打工人的立场，以戏谑的姿态，对现实生活中打工人们常遇到的职场痛点进行了全方位的讽刺：

　　错综复杂，不说人话的职场黑话：胡健林从最开始不熟悉同事的“组合拳”、“抓手”、“颗粒度”等职场黑话，到逐渐被职场黑话所同化，在和职场外的新星标准件厂的老板交流时也用上了这堆黑话，结果被吐槽听不懂。

　　职场性骚扰：在胡健林升迁的酒局上，潘怡然被皮特骚扰，并借皮特的酒话道出了潘怡然明明有才能却迟迟无法转正的原因——“因为没有把领导喝好”的职场潜规则。

　　以取英文名为代表的企业文化：在众和集团，每个员工入职后都要取一个英文的艺名，美其名曰企业文化，以彰显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这种改名的企业文化的背后，是对人原本名字的抹去，将自然的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剥离出来，成为企业机器的一份子，接受体制化的管理——这种生活与工作的割裂，是一种从传统的基于人情社会的国有工厂，转向基于市场经济逻辑的现代化大企业的必然。主角团中马杰和潘怡然的艺名则是对这种企业文化以及其背后的企业家的戏谑——马杰的艺名是“Magic”，谐音“Ma Jack”,是对马云的英文名“Jack Ma”的转写，而潘怡然的艺名是“Penny”，谐音“叛逆”或“Pony”，而“Pony”则是马化腾的英文名。胡健林的本名健林，则与王健林的名字相应。三位企业家的名字被一一映射到作为底层员工的主角团三人组身上，戏谑和挑战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所推崇的精英文化和企业文化，最后由带着三个企业家印记的主角团在年会上揭露了企业的黑暗，不可不谓是一种倒置式的讽刺。

　　加班：当马杰带胡健林了解工作环境时，胡健林问“不是八小时工作制吗”，马杰的回答与荧屏内外的现实产生了鲜明的割裂感，“嗯，八小时，大家都是自愿加班的，绝对没有人强迫，您记住了，在外边也得这么说”，令人捧腹大笑却又无可奈何，这鲜明地讽刺了国内众多企业违反八小时工作制，却难以受到有效制约的现状。

　　谣言与恐慌：胡健林因为没事干被马杰打发去记集团里所有员工的人名，为了加强记忆，开始点人名的实践，却碰巧遇上“广进计划”的裁员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其属于负责人事的员工关系部的身份和与总部各部门无利益瓜葛的背景，刚好为集团内众人对裁员的恐慌火上浇油，被集团的中下层员工当作上级推动裁员的安排，意外地加速了“广进计划”的进行。

　　此外，胡健林与董事长同姓以及标准件厂的渊源，再加上培训时和董事长在室外上演的一出“皮影戏”，让众人误解为其是董事长的儿子，这讽刺了职场所继承的传统人情社会中任人唯亲的现象。

　　领导的官样风气：当胡健林被错调的秘密被托马斯等人发现后，为了掩盖这一错误，拉拢胡健林成为自己人，决定提拔他为领导，并传授给他当领导的秘诀：不明白的事情，能说不明白就说不明白，让下面的人揣摩领导心思，故作高深；说点花言巧语，让下属替自己干活；鼓励下属互相批评，狼性竞争，将对自己的矛盾转移到下属之间。并分别配上了胡健林与其下属相处的片段，这是对职场中领导官样风气的讽刺，在这种金字塔等级体系下，几乎必然会导致职场官场化，溜须拍马、拉帮结派等腐化现象由此滋生。

　　在对职场乱象的讽刺之外，以主角团三人为代表，电影描绘了不同年龄、不同命运，但同属于金字塔中下层的打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反映出了这一金字塔职级体系对打工人的异化，和在这一体系的异化之下，打工人们的底层叛逆。

　　潘怡然是青年打工人，工作能力出众，所有部门的活都能干，作为外包员工的她却迟迟无法转正，被大厂画的转正大饼狠狠套牢，“放不下五险一金的枷锁”。面对着处理事情临时工背锅，做出成绩正式员工抢走的恶劣职场环境，其叛逆正如其艺名Penny，在私下里微信对领导的回复总是“嗯”、“好”、“行”等敷衍的字眼，对皮特总、升职后的胡健林等领导也有自己私底下的小牢骚，但一旦有领导使唤，却又圆滑处事，笑脸相迎，如在天台上刚和同事吐槽工作，上级一招呼便笑着跑过去——职场体制对打工人的异化与底层打工人的叛逆的矛盾、撕裂与冲突，在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潘怡然身上有着年轻人的朝气、拼劲与理想主义的张扬。她不是985毕业的，进不来大厂，却不死心，执着地追求大厂理想，来众和集团做外包，想靠自己的能力转正，却因自己内心仍坚守着理想主义的门槛——“希望一切能黑白分明，大家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虚伪不欺骗”，被领导卡了转正的名额。这一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冲突直接表现在潘怡然不接受以皮特总为代表的领导的职场潜规则，与其“有话直说”的脾气，这一剧情的演绎有其女性主义视角的考量，点出了女性在职场上所遭受的不公的一角。

　　而马杰的形象不同于潘怡然这个年轻打工人，其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打工人，虽然混了一个底层小领导，但依然承担着来自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与潘怡然相比，其身上的锐气和棱角早已被大厂的环境磨平——面对领导和关系户时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在公司中谨小慎微、审时度势地过日子，当遇到职场乱想与不公时总是默念“要积极地看问题”“他能当领导说明他又能力”“存在即合理”等话术给自己洗脑，麻痹自己，已然变成了一个职场老炮儿。正如公司中层培训会上，胡健林对马杰做的锤子的评价：“棱角都被磨没了。”马杰愿意接受大厂制度异化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份工作关系到自己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人总是追求稳定的，特别是在电影中2019年大厂寒冬，员工大量被裁，失业后难以再次找到相关工作的大背景下，家庭里的顶梁柱失去工作就等于家庭失去了主要经济收入，甚至影响到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老人医疗费用等。因此马杰在集团中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心中早已没有了如潘怡然般的少年意气，有的只是对职场规则的谙熟和为保住工作的不顾一切，曾经的理想主义被深埋在为保护自己和家庭的职场老油条伪装之中，被层层包裹，以至于被职场体制异化为主动维护这一体制的一份子——用尽所有手段掩盖牵扯到自己的胡健林错调事件。

　　但在这层层包裹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社畜伪装之中，是酒局后江边谈话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少年最初的锋芒与锐气——其心中仍然有着理想主义的种子，即使被职场冰冷机械化体制的巨石压在底下，也总会在某一刻生根发芽，从裂缝中开出短暂的花，这是独属于底层的，在层层制度帷幕之下的深深扎根在人性中的叛逆。然而这种叛逆，对于马杰这种有着养活家庭责任的中年打工人来说，可能只有酒后吐真言的一瞬，在天台上，其仍然深切地体认到，理想主义与残酷现实的格格不入，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从胡健林手中抢过证据，希望掩盖众和标准件厂零件问题和错调事件的真相，异化和叛逆在中年打工人身上的撕扯和纠结，被尽数展现。

　　而胡健林连升三级的职场升迁记，则展现了职场金字塔等级体制对自然的人的腐蚀——其从一个坚守岗位的传统工人，经过荒诞的错调、离奇的巧合，一步步成为公司中层的小领导。与此同时他也从最初的淳朴、实际、敬业、理想主义、对职场文化的无所适从的大男孩，被同化为具有官样作风的、满口职场黑话、享乐奢靡、不干正事、什么都不管的领导，以至于与之前的伙伴马杰和潘怡然之间隔了一层厚壁障——他办公室的百叶窗关了下来，以至于在官场风气侵蚀中，看都不看随意地批准了众和标准件厂员工遣散协议书——其字迹也从一开始的端正有锋芒，变得扭曲软趴趴。直到知晓自己的发根之处被自己所毁掉，胡健林才从这种异化中觉醒过来，开始准备与关系错综复杂、权力网络盘根错节的总部高层相对抗——这是底层的叛逆，最终导向的是庶民的胜利。

　　在职场金字塔等级体制的每一层，从领导到底层打工人都表现出异化的特征，从而体现出异化的普遍性；而对底层打工人而言，被体制压抑的人性和本质常不经意地冲破被异化的伪装，表现出独属于底层的叛逆，是“人非工具”的人本主义的天然张扬。

　　但同时要思考的是，这种立足于底层打工人视角和立场，带有讽刺意味，充满了荒诞、巧合的叙事，是否过于夸张——中高层的领导是否真的在公司里极尽奢华享乐，不干实事，而现实中公司是否都是如此漏洞百出，腐化败坏？这是需要广泛调查和研究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荒诞狂想的背后，是现实中无数打工人被压抑而不被金字塔上层听到的心声，荧幕内外的异化和叛逆跨过第四堵不存在的墙，勾连起从九八年到这一分钟无数个打工人的心。

　　在2024年互联网冷气尚未褪去的当下，透过《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回望站在2019年的大厂寒冬的那批失业的打工人，不禁令人回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工人下岗潮。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改革和开放的脚步，在当时中国经济中占据绝对比例的国有企业，一直面临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冲击，存在效率产能低下，管理模式落后等痼疾，故自80年代以来，国企一直被视作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作重点，1998年，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国企明亏，三分之一在暗亏，剩下三分之一在盈利。加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市场的契机，最大的的一轮国企下岗潮，在1998年爆发——总理在当年提出国企“三年脱困”，其后三年间，几乎每年都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到2003年，国企职工下岗总数达到2818万人。虽然下岗潮贯穿了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进程，但自1998年开始的下岗潮，无疑是最大的一轮，同时也让无数存在着“铁饭碗”的美好想象的国企员工，及其背后的家庭，猝不及防，束手无策。

　　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人们所规划、想象、依赖的人生轨迹便是，进工厂，端“铁饭碗”，吃穿住全不愁，生老病死有人管——进入工厂工作除了稳定的收入，还有分配住房、医疗资源、子女教育资源等好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管理，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即父母辈所说的“单位”来实现的——“整个社会资源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都是通过单位这个中介来完成的，构成了‘国家-单位-单位人’的联结模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乃至社会身份获得都需要以单位为依托，单位也承诺为其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福利保障。”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为计划经济内的大多数人，提供了长达数十年的“铁饭碗”的乌托邦想象，仿佛只要进了工厂，就一辈子与其绑定了，工厂是旧时代工人想象中，自己人生的中心，和一辈子的依托。因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电影中胡健林会有“厂子是我一辈子的青春和骄傲”的观念，对于他们而言，厂子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人生。

　　而自1983年劳动人事部门下发的《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开始，国有企业工人“铁饭碗”所依托的隐形终身契约制逐渐被打破，但基本都是小规模的试行——一直到1998年起，大规模的下岗潮，让改革的阵痛开始落到了几乎每一个国企员工身上，留下了浓厚的时代创伤。他们的饭碗迅速地由铁变瓷，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终身雇佣转变为市场经济下劳动合同制，而时代列车的转向，将不少国企员工家庭甩下了车。

　　但影片中，胡健林所在的众和标准件厂，虽然名为私营，但其制度、特征和表现基本符合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特征，实际上是1998年面临危机的国企的跨时空投射——其似乎并没有经历当年的下岗潮，建筑依然保留着上世纪的风貌，员工依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热情与纯真，仿佛他们的家就在这里；即使是剧情后半段中下岗员工摆摊卖东西的片段，也符合人们对当时下岗潮的想象。在影片开头的1998年年会开始前，董事长和高铭曾有一段对话，当时厂子遇到了很大的危机，高铭认为“厂子已经没救了，让一半员工都下岗算了”，而董事长认为“拼了命，也不能让一个人下岗”，认为明年一同努力就能共渡难关。影片中众和标准件厂线年的那次危机，但在现实中国企普遍进行了基于减负裁员的改革的大背景下，与其说众和标准件厂是当时的一个时代奇迹，不如认为，影片中的众和标准件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被下岗的所有国企员工，内心所期盼的，想要并且能带领他们共渡难关的乌托邦。在此意义上，众和标准件厂，是一个被定格在1998年的，与故事主线年平行的另一个时空的，代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工厂。从而也不难解释，为何胡健林总是怀着旧时代的“努力就会成功，未来不是梦”的理念了——这种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早就在市场经济改革强调创业精神和机遇的新观念的冲击下，土崩瓦解。

　　基于此，重新审视《年会不能停》这部影片，胡健林成为了链接1998年失业潮与2019年大厂寒冬的穿越者——从被定格在1998年的标准件厂穿越到2019年的大厂；而电影中主线的核心“广进计划”，在此意义上，成为勾连起1998年和2019年失业潮的跨时空蒙太奇剪影。

　　“广进计划”是以副总裁杰夫瑞为代表的高层领导为了集团未来十年的发展，挽救面临互联网经济时代正处于淘汰边缘的众和集团，而策划的一盘大棋——将集团近六千名员工裁掉，以此保住集团的现金流，完成向互联网经济的转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1998年下岗潮的跨时空再现——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市场的大背景之下，国企同样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转型的压力，为了迈向市场经济时代，全国上下无数国企裁员，而这时代阵痛则由下岗的国企工人承担，以往紧紧依靠在单位的人生命运，被剥离出来，走向充满迷茫和未知的市场之海。

　　回首看上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下岗潮和电影中讲述的2019年裁员潮，在对改革开放伟大功绩和精英文化、创业精神的强调中，企业改革和转型的现代化宏大叙事下的普通个人的个体命运讲述，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和消解。在这两次改革与调整的背后，是对自然的人本身的工具化和数字化——在越来越现代化的时代，作为个体的人仿佛变成了冰冷的数字和指标，成为了高速运转的现代化集体里的一颗螺丝钉。而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劳动关系强调的集体主义的不同之处是，在以往国企员工与单位的隐形雇佣制下，虽然强调集体主义，个人融入集体之中，但个人是真切地将自己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集体几乎是自己一生的全部；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劳动合同制下，个人与工作单位的联系被离析了，在增加了个人找工作的自由的同时，对企业而言，具体的个人渐渐变为一个数字、一个零件，一个在宏观大棋中可以被选择性抛弃的棋子，这也直接导致了旧时代工人与新时代打工人的主体性转变。

　　在旧时代，对从事传统工业的国企员工而言，工人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个人具体社会身份的标识，而工厂是自己一生的归属，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前，工人占据着社会和国家的主体地位，“劳动最光荣”等话语的提倡正是基于过去的这种劳动关系和社会体制——工作即是为了自己所在的集体；但在新时代，在现代化社会工种越来越多样化的背景下，在代表新潮流的网络语言语境中，“打工人”这一新词跨越了诸多工种和用工类型，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新宠，其背后是社会主体性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与新时代的技术人员、底层白领向市场经济时代涌现的创业精英、企业家的转变——“打工”一词意味着个人是为了他人打工，而自己从他人处获取报酬，而非传统的“工人”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劳动关系所体现的，为所在集体工作的内涵，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隐性终身雇佣制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劳动合同制的转变。因而，在企业把个人当作冰冷的数字，可换的零件，可牺牲的棋子的同时，个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将企业视作暂时性的工作场所，只是为老板打工而已。

　　但从人性上而言，人是追求稳定的，是不愿被异化为工具，成为冰冷的数字的——电影中“广进计划”逐步推进的背后，是HR办公室里一个个具体个人的哭泣、不解和愤怒：“怎么我想不通呢，怎么会是我”，“你知道二十多年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吗”……他们被从稳定的工作岗位中剥离，像一颗颗石子一样，再次被投入市场的大海，就像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一样，不知所措，迷茫而无助。企业把个人当作生产的工具、当作裁员指标上的数字，但是个人有他们具体的生活和梦想，裁员，特别是在2019年裁员后难以再找到对应工作的寒冬的裁员潮，对他们而言，是他们饭碗的粉碎与心中大厦的崩塌——这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立场的相异与难以理解，正像杰夫瑞和胡健林的江边对谈一样，作为企业高层精英的杰夫瑞在谈宏观的企业转型、布局，在下一盘大棋，而新旧时期被裁员的打工人的代言人胡健林，在谈具体的人们的饭碗、梦想与生活，二人的立场与视角完全不同。

　　二人的对话也谕示了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现代化的时代列车驶过，为什么需要具体的普通打工人牺牲在车轮子底下来为列车的转向增加摩擦力，为什么时代改革、转型、调整的阵痛像灰尘一样落在每个打工人头上，但时代的红利却向精英集团倾斜，为什么改革需要付出代价，打工人就理所应当地做出牺牲？这是跨越市场化经济改革到这一分钟的两代打工人，作为在现代化车轮下被碾碎的幽灵，发出的不甘之问——为什么发展的代价由普通人承受，却没有给普遍的人们带来幸福？

　　经济改革是必要的，但今天的人们也需要正视这一跨越两个时代，涉及效率与公平，现代化发展与人民福祉，却常被企业高层等精英所忽视的时代之困与时代之问，总结经验，减少改革的阵痛。回望历史，就是面向未来。

　　最后，在影片中年会的舞台上，在2019年裁员潮的大背景下，立足于新时代的企业职场，打工人们吐槽了职场当中遇到的诸多痛点，也问出了链接两个时代的打工人之问，这是面对体制的异化，在体制的镣铐中的叛逆与反抗，是社会普遍教你认清现实的时候，仍坚持理想主义的张扬打工人主体性的放声高歌——“高楼大厦平地起埋多少蝼蚁，我是员工不是奴隶，也想做我自己”，“公司是一台机器，没有人性，只有目的地”……打工人们只希望基于人本主义的公平对待——“公司不应该一遇到危机就想着去裁人”，“应该珍惜诚实努力的人，默默付出的人，让大家说真话，说实话”。

　　这一段年会吐槽表演有其现实原型，2019年1月24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京机构举行内部年会，六个员工表演改编歌曲《释放自我》，立足于打工人的视角与立场，diss上级、老板，吐槽和讽刺职场中出现的不良风气和公司中存在的问题。对荧幕内外的不同时代的打工人而言，大家只希望得到公平和人道的对待。

　　此外，在影片中，年会是企业文化、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代表与象征，在1998年的年会上，虽然朴素，但胡健林用真诚的歌声为遇到危机的厂子里的大家加油打气，也令人感动和动容；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年会越来越成为例行性的公司实力与财力的展示，甚至花大价钱办年会，也不愿保留众多打工人的工作。这种变味，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文化与人文关怀的扭曲，在另一侧面的表现。

　　《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采取了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中错位喜剧的结构，利用机缘巧合，让人物发生错位，以此发生荒诞的戏剧化情节，此时观众站在全知视角俯瞰人物聪明反被聪明误，就产生了层层叠加的喜剧效果。但电影用这种基于机缘巧合的荒诞性戏剧化情节，来书写现实题材，与现实对照，不免会给观众带来虚假感，比如胡健林的错调在现实职场当中真的会发生吗，走关系真的如此草率而不经层层核对吗；现实中公司真的会仅仅只靠胡健林的点名，让谣言满天飞以此推动裁员计划的实行吗；胡健林三人在现实中真的能动员起全体负责年会的员工，冒着揭露能够威胁到集团高层的贪腐问题，可能会让自己丢失工作的风险，配合他们完成替换节目的操作吗……种种戏剧化的情节表明，这种由无数个巧合、漏洞构成的荒诞喜剧，可能只不过是专属于打工人的爽文——其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喜剧的荒诞世界里，破坏现实中打工人一直在忍受的职场潜规则，以此制造基于打工人立场和视角的爽点，但这终究只是一个童话。打工人们沉浸在这部电影中笑过哭过后，依然要面对现实。

　　现实职场的打工人是怎样的呢，正如潘怡然对自己明明有能力却无法转正的失落，被裁员时各位员工的无助，马杰对这一职场制度压迫的忍气吞声甚至竭力维护……这都体现出一种新时代打工人的无力感——难以改变灰暗现状的无力。这背后是劳动合同制带来的，在作为普通个体的打工人与资方博弈的过程中，话语权和主动权向资方倾斜的现状。80年代中期劳动合同制就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讨论，蒋一苇认为，引入劳动合同制无疑会使中国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纸合同，实际让“国家的主人”沦为了到市场上讨饭吃的“受雇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合同制是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必要一步。现实中，正如魏劳泉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从劳资关系讲的话，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深圳获得了对劳动法体系的一定的变通的立法权。这意味着在这个关系里，公权力进一步朝资方倾斜。可以说劳资矛盾往后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各行各业劳权受损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但是从劳工团结的角度来说，可能喜忧参半……专业白领也开始有了觉醒，出现996ICU，以及诸多大企业下个体劳动者维权的舆论报道……行业内部以及跨行业的劳工团结仍然非常困难。大部分劳动者的维权手段仍然非常有限。团结甚至还没有在网络舆论上成形。”这种源于现实的打工人无力感，致使电影不可能让打工人群体自己作为拯救自己的最终与最直接手段来收束情节，而是采取寄希望于掌握改变现状权力的资方代表，青天大老爷式的董事长来为打工人主持公道的结局。但电影也蜻蜓点水地写了打工人因为裁员聚集起来准备向公司抗议的剧情，然而这种激烈方式的结局则是因胡健林把“优化”当成涨薪的荒诞情节，分化了打工人群体，抗议计划最终无疾而终。

　　但这种青天大老爷结局模式，或许就情节而言，也存在问题。其一，董事长在最后说“我会查清楚，你们说的这些事，还大家一个公道。那些本不应该丢掉工作的同事们，我会让大家回来的。”结合情节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端倪：“这些事”根据结尾后续的交代，主要指杰夫瑞等高层贪腐、造假等问题，并没有交代对打工人所厌弃的职场风气的整顿；而基于此，根据“还大家一个公道”“本不应该丢掉工作”的表述，结合董事长在“广进计划”投票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大概率结尾“回来的”这些同事，只是众和标准件厂因为零件被造假而失业的这些员工，300多人，只占“广进计划”的百分之五，那么另外百分之九十五呢？难道在电影中所塑造的青天大老爷眼里，这另外百分之九十五，5700人，就是应该被裁员的吗？

　　或许真的如此，董事长也知道，众和集团需要一次牺牲巨大的改革与调整，来保住资金流，完成向互联网金融的转型，而牺牲的只能是最底层的打工人，在此意义上，董事长与杰夫瑞，现实中的资方老板别无二致，都是将打工人当作了可以替换的零件，只是有些零件应该被替换，有些不应该被替换。

　　那么对比1998年坚持不裁员，鼓励大家一起努力的董事长，20年后的董事长是否已经变了初心？对照托马斯提出了领导三大秘诀可以发现端倪：其一，不明白的事情，能说不明白就说不明白，让下面的人揣摩领导心思：面对广进计划和众和标准件厂事件的提议，董事长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而是让下面的人投票表明意见，最后拍板做出决断；其二，说点花言巧语，让下属替自己干活：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年会最后立出为众人主持公道的青天大老爷形象，赢得在场员工的欢呼，但广进计划终究还是基本完成，只是把裁员的怨气混杂在对职场风气的不满中，将黑锅丢向的杰夫瑞等人，舍车保帅，完成了企业的改革与转向，也疏解了员工们的怨气，让员工干活更有动力了，但职场环境后面是否会发生改变，尚未可知；其三，鼓励下属互相批评，狼性竞争，将对自己的矛盾转移到下属之间：电影中在杰夫瑞和胡健林等人的对话，以及庄正直的交代中，可以看到，杰夫瑞推行广进计划的目的是打击董事长和高铭的势力，在高铭的手下马克让打工人中的内应联系媒体报道，阻扰广进计划的情节中也可以看出杰夫瑞和高铭的明争暗斗，这不也正是让下属狼性竞争吗。由此可看出，董事长也较为符合前文所述的这一领导做派，即使电影中增添了1998年的董事长体恤员工的回忆，但结尾为其塑造的青天大老爷形象也是值得怀疑的。

　　而胡健林在此意义上，也只拯救了与自己关系匪浅的厂子里的同事的工作；当初胡健林从体制的异化中觉醒过来，也是因为发现裁了自己老厂子的同事，正所谓棒子不打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电影塑造的胡健林这一打工人代言人的英雄形象的来源，也是基于人情社会的逻辑——他反抗集团的高层，为打工人发声，直接的原因也是为了挽回标准件厂同事的工作，而非因广进计划对大部分打工人的裁员。胡健林最后的转变也过于突兀——只因在做了小领导后因自己的失误导致老厂子的同事丢了工作，便能体谅和代表新时代打工人的心声，在年会上唱响那首打工人之歌吗？从他通过机缘巧合撞好运的晋升之路中，确实难以看出其会对职场打工人的境遇有非常深切的体会，这也是电影为了喜剧效果而放弃的一部分情节逻辑。

　　此外，从电影结尾作为故事情节高潮的打工人之歌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主创是想细致地讽刺抨击职场乱象，以此张扬立足于职场打工人的人本主义精神，但是这一内容的表达却也使得其主旨与这部电影的主线“广进计划”的脱节——裁员话题无论是在电影中直面高层，还是在现实中，始终是尖锐而敏感的，打工人想改变大环境也是无力和艰难的。电影最终只能将这一话题融进情节的细节与对职场乱象的抨击中，化为胡健林最后那一句淡淡的发言——“应该珍惜诚实努力的人，默默付出的人”。

　　对于裁员问题，电影中胡健林在面对杰夫瑞的诘难时，提出了基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员工对企业面对危机时应采取的措施的构想——“咱们可以不裁员，所有人都可以降一点工资，大家伙一起齐心协力，动力也上来了，产能也上来了”。但这一基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方案，虽然在电影里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美化为打工人理想中的公司面对行业寒冬或产业转型应采取的策略，但在现实中，这种“一起挺过去的”美好构想真的可行吗？

　　首先从生产力上来说，胡健林的这种方案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靠热情，靠理想，靠精神品质搞生产的思想的延续。在当时用于生产的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生产强调自动化、智能化，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下，特别是众和集团还面对着从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金融转型的任务，裁员减本转型增效是不可避免的。而从供需关系上讲，正如杰夫瑞所问的，“生产的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吗？”，集团正处在被互联网经济淘汰的边缘，需要转型来迈向新的市场，而转型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便是裁员。

　　而从生产关系上进行分析，在新时代基于劳动合同制的生产关系下，在打工人强调自己的“打工”身份，对公司并没有太多归属感的当下，胡健林所说的“所有人都可以降一点工资，大家伙一起齐心协力”，真的能够凝聚起集团内的人心吗？面对打工人的人性与企业生存的困境，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企的逻辑，是否真的优于市场经济时代资本的逻辑？而更不用说，在现实中的大厂寒冬，实质上是普遍降薪与裁员并存，并没有给打工人太多的商量余地。

　　因此，对于打工人而言，这部电影可能确实只是一碗鸡汤。潘怡然在初见胡健林时，将胡健林写在本子上的“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这句旧时代语录，比作鸡汤，展开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对话——“鸡汤不好吗？鸡汤多补啊”，“虚才要补呢，有干货谁喝鸡汤啊？”这处不经意的细节中的“鸡汤隐喻”，点出了这部电影的本质——献给在职场遭遇各种乱象，前途迷茫却无力改变的打工人的一碗鸡汤。

　　面对1998年厂子遇到的危机与大环境下的裁员潮，胡健林在年会上，高唱“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给大家加油打气，其身影，与2019年年会上从高潮开始高唱“请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给荧幕内外的新时代打工人加油打气的胡师傅，跨越时空重合在了一起。为什么新时代的我们，仍然需要，旧时代的这一碗鸡汤；为什么，这一碗鸡汤需要不断地强调“未来不是梦”；为什么，在年会上的“你的未来不是梦”，用上了代表反叛与失望颓废的激烈摇滚曲调……这一系列反差，是否在向我们说明，打工人们认为，“我的未来就是梦”，现实困境依然存在。

　　在这场荒诞狂想之后，让我们打破第四堵墙，引用豆瓣上网友的一句话，“感谢电影为打工人出气，然后2024继续埋头打工。”在笑过哭过后，新时代的打工人们接着面对着难以解决的现实困境。

　　[1]赵蕴娴(2021, 8月19日). 【重返90年代之下岗潮】“铁饭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 界面新闻.

　　[2]林盼(2022, 8月4日). 从“单位制”到企业史：国营企业发展史研究的视角转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从“单位制”到企业史：国营企业发展..._国史网

　　[3]胡马雍(2020,11月7日). 劳动论·圆桌｜打工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澎湃新闻.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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